1969年5月，军委总参谋部发生了人事调整，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随即从广州飞赴北京。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引起了全军的轰动。许多人感到疑惑，因为阎仲川当时的军衔只是开国大校，按理说，他的职位并不够高，为何会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这种安排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更令人不解的是华融资产，阎仲川担任副总参谋长两年后，为何又突然被撤职？
阎仲川的经历和背景充满了传奇色彩。1922年，阎仲川出生在河北定兴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8年，他加入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早期参加革命的战士不同，阎仲川的革命生涯起步较晚，未曾参加长征，而是抗战后才加入八路军。
尽管加入革命的时间较晚，但阎仲川极具才干，很快就担任了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开启了自己的参谋生涯。在这个时期，阎仲川的上级是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吕正操。吕正操在西安事变后加入了共产党，并被派往冀中军区工作，他非常看重阎仲川的才华，一直将他带在身边，亲自培养他参加冀中反扫荡和讨伐石友三等战斗。
展开剩余81%1944年1月，阎仲川被任命为晋绥军区作战参谋，抗战胜利后，跟随吕正操赴东北工作。后来，吕正操北上黑龙江，担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并给阎仲川写信，表达了希望阎仲川不要跟随自己一同去的心意。阎仲川理解吕正操的良苦用心，明白吕正操一身正直，不想让别人说他有“山头主义”或“任人唯亲”的嫌疑。因此，阎仲川决定留在东北，继续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担任参谋。
随着阎仲川在东北的逐步发展，他也获得了林彪的赏识。在辽沈战役中，阎仲川担任东北野战军总部的作战科科长。解放战争后，他继续跟随东北野战军南下入关，并在中南军区司令部担任作战处副处长，参与解放湖北、湖南的战斗。
1955年，广州军区成立华融资产，阎仲川被任命为广州军区作战处处长。然而，尽管阎仲川在参谋岗位上表现出色，但他一直没有过指挥大规模战斗的经历。直到1960年，他才被授予大校军衔，成为我国的“开国大校”之一。
阎仲川并非第一位从广州军区被调任到总参谋部的将领。在他之前，李天佑、黄永胜和温玉成等几位广州军区的高级将领也先后调任总参谋部领导职务。这些人几乎都来自四野派系，和阎仲川一样，都曾与四野的领导一起从战争中走到广州。
在60年代，广州军区被视为模范军区，特别是李天佑上将曾担任副总参谋长，后继者黄永胜和温玉成都得到军委高度重视。黄永胜是林彪的铁杆支持者，也是阎仲川的上级，他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十分器重阎仲川，给了他许多机会，阎仲川深受其恩。
1969年，阎仲川接到军委命令，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让阎仲川感到十分意外。他明白自己资历尚浅，也没有什么赫赫战功，加之当时政治气候特殊，谁能一直担任要职、谁又会被打倒去劳改，谁也说不清楚。因此，阎仲川上任后非常低调，尽量避免与四野的老战友公开接触，甚至连自家孩子都不能去黄永胜家看电影，以免被误解为“黄永胜山头”的一员。
然而，尽管阎仲川小心翼翼，依然未能避免被牵连。1969年10月，正值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局势严峻，总参谋部正在密切关注中苏边境的动向。这时，黄永胜将阎仲川叫到一旁，交给他一份会议记录，要求阎仲川将林彪的讲话传达给全军。阎仲川接到任务后，回到办公室将记录交给下属，准备按顺序发文。然而，他在发文时遇到了一些疑问——该用哪个文号顺序？阎仲川本着谨慎的态度，决定先询问黄永胜，但黄永胜已经去休息了。于是，他尝试联系林彪的办公室，但也没有得到回应。
第二天，阎仲川被周恩来总理召见，批评了他没有提前与总理沟通此事。总理表示，毛主席看到这个“1号令”后非常生气，因为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份命令的存在。阎仲川试图解释，但事情已经发生，虽然没有立刻撤职，阎仲川还是被要求进行审查。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阎仲川的命运也发生了剧变。当时正在越南访问的阎仲川被召回国内，接受审查，并最终被撤职。阎仲川不仅自己受到了影响，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大儿子被下放到农场，二儿子被调到广州的煤矿工作，三儿子和女儿也被分配到艰苦的工作岗位。
直到1979年，阎仲川才终于重获自由，并于1982年退休，享受军区参谋长待遇。虽然阎仲川一生的经历充满了起伏和挑战，但他始终保持着忠诚和谦虚，最终在和平时期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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